两程故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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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二程理学的当代价值，其所倡导的“穷经以致用”主张特别值得重视。这是一种治学方法，也是一种修身方式；是二程自身学术的成功经验，也具有躬行践履的普遍意义。

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新时代，大力弘扬包括二程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丰富智慧，树立正确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人生观、道德观，尤其需要科学具体的思想方法指导，与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、与广大民众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。在这方面，二程“穷经以致用”的主张很有意义。

“穷经以致用”是学术方法论

我们知道，二程提出“穷经以致用”的主张，是建立在反思汉唐经学之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。治学不能墨守成规，应当独立思考；不能皓首穷经、僵化烦琐，应当以经典精神经世致用、知行合一。作为旷世大儒，二程的理学创造就是“穷经以致用”的典范，他们能“自家体贴”出“天理”二字，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，使儒学以理学形式再度兴盛，除吸取佛、道学说的思维方法和某些思想成果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用心，唯其如此，他们才能不仅发现儒家经典，更能精细抽象浑成，阐发经典义理；他们的学说才更具有理论思维的色彩，从而开创北宋理学，影响后世。

二程精研《孟子》，就像孟子“述仲尼之意”，以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关系展开“何必曰利”的论述那样，二程则在经典中看到古代圣贤关于“人心”与“道心”、“人情”与“人义”、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深邃思考，从而开展了自己的理论建构。《礼记·乐记》中说：“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”在二程的心目中，就是这个“天理”可作为对抗人欲的根本法则，而且必须高悬在人心的崇高之中。于是，他思考人性，思考人的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，把“天命之性”看作人的“穷本根源之性”，看成是“天理”的体现。他们主张“存理去欲”，人心为不能人欲所蔽，否则就会忘却天理。二程天理论以道德为本体，认为人们必须持敬集义。

“穷经以致用”是中国文化观

“穷经以致用”是基于对“经”的理解，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。由原典儒学时代到二程时期，时间已经过去一千多年，其间经历了战国以至秦汉之际的社会动荡，经历了汉代儒学的独尊和经学的全盛，又历经魏晋以来的“三教”之争。那么，唐代中期以来人们为什么要“原道”？需要以什么方式收拾乱离、整合人心？于是，“出入于佛老”的思想家看到了儒经的价值，看到了经典之所以为“经”的意义，于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孔孟等中华圣哲。从二程到今天，时间又过千年，由理学而心学，由心学而实学，随后又有西学的巨大冲击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动荡。在今天面临着世界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反思，对于“穷经以致用”的理解更有意义。

在今天的传统文化复兴中，“穷经以致用”教我们树立对经典意义的正确认知。李学勤先生曾言，“国学的主干是儒学，儒学的核心在经学”，国学说到底就是孔子儒学传统。国学是国家之学，也是国人之学；是知识精英之学，也是国民大众之学。尽管人们对国学概念理解不同，但有两点应该是人们的共识：其一，国学是决定中国传统道德与价值信仰的学术。国学奠定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命底色，它决定着中国这个国家文化的境界与品质。其二，国学的核心是以儒家六经之学为中心的学术。今天，我们固然不能像汉唐时期那样走皓首穷经的老路，但也不能务谈空疏、束书不观，更不能像王阳明所说的那样“抛却自家无尽藏，沿门托钵效贫儿”，这毫无疑问是走不通的邪路。只有真正走进经典，才能通体达用；只有尽量靠近，才能感知温度。

对于中华经典，就要由近而进，由知而智，穷其精义，才能对中华民族文化怀抱“温情与敬意”，才能真正理解学术的中国、思想的中国，树立文化自信，增进文化自强。

“穷经以致用”是修身实践论

二程的修养论强调明理正心、持敬集义，而其中这些义理正是经典的核心内容。儒学是大人之学，儒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分子，从而铺染了中华民族的底色，引领了中国的历史发展。程颐告诫人们，不论什么时候，都不能突破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道德底线，越是面对困顿，越能检验人的人格与素养。所谓“君子固穷”，是说“不以穷困而改节”。在当代中国，面对“富与贵”的“人之所欲”，应当大树“得之以道”的行为标尺；在当今世界，在“科技至上”的声浪中，需要大声疾呼不可缺少“科技之上”的思考；为了大义，为了名节，就需要、就应该不计个人得失。

二程理学思想的建构，与儒经尤其“四书”关系密切。或者可以说，“四书学”贯通了理学思想解释的始终。如程颐熟稔《论语》，直到今天还有人误读的《论语》名句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他当年已经指出这并不是什么“愚民”主张。二程长期思考、研究、运用、从事儒经研读与教育，他们有很多精到的看法。他们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，往往就以《论语》为素材，他们非常重视“忠恕”思想，把它上升到体用关系，以忠为天理，以恕为人道，将“夫子之道”变成了“作为天理”与“实践天理”的问题。

二程从寻求天地社会的秩序出发，从人际社会的规则出发，以儒家倡导的礼作为“理”的终极根据，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理落实到社会人伦之中。表面上礼是要求对于制度的遵守，实际上是将礼作为一种客观的道德教化原则，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，使人们在执行礼仪的同时，保持一份内在的诚敬，养成敦厚的德行。二程理学深深影响了朱子，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大量征引前哲时贤，而以征引二程最多，有学者统计几乎占据了征引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朱子在《集注》中转述二程之意，有《读〈论语〉〈孟子〉法》，除了申论诵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意义，其所谈到的具体方法对今人仍有启发。略谓要晓知文意、设身处地、熟读深求、自我对照、量度事物，这是很重要、很切实、很落地的方法。读书不仅仅在于“治学”，更重要的是要“修身”。程颐说：“读《论语》，有读了全然无事者，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，有读了后知好之者，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。”又说：“今人不会读书。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

结语

总之，“穷经以致用”是关于守正创新的主张，这是由中华经典的性质决定的。经者，常也。经典里蕴含的是中华常道，是孔孟以前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凝结，又经过了此后数千年社会历史的检验。最早的图书分类以作为经典的“六艺略”置于最前面，后来四部分类则以“经部”居首，都是为了突显经典的意义与价值。

《易》曰“正固足以干事”。正固，固守正义。宋人诗云：“穷理以致用，干事必正固。”守正的人就会心有主宰。穷经以明理，明理以致用。如果不能很好致用，那就像孔子所说“虽多，亦奚以为”。朱子《集注》引程子曰：“穷经将以致用也。世之诵诗者，果能从政而专对乎？然则其所学者，章句之末耳，此学者之大患也。”诵诗诵经，就要把握精髓，这才是所谓的“穷经”。不穷经，如何致用；能穷经，方堪大用。

（作者杨朝明，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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